亚洲城官方登录入口·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又到抉择时刻 海斌访谈

111次发布时间:2024-11-15 06:31:41 来源:www.ca88.com 作者:亚洲城最新登录地址

  跨国企业见证各国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,同时遭受疫情的严峻考验,产业链条一度中断,人员、物资的全球流转出现难题。尽管疫情影响渐渐消退了,但全球产业链条正在经历重构。印度、越南等地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、面向美国或欧洲更低的出口关税,吸引了大批跨国企业投资。

  在中国,跨国医疗器械企业感受到成本上升,以及带量采购等因素带来的市场压力,它们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。这是一个抉择时刻,跨国公司应该加大在华投资、维持现状,还是部分业务撤出中国?

  “你有两个选择:你可以犹豫,也可以坚定。”GE医疗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轶昊近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:“如果你相信中国市场潜力、相信中国供应链韧性、相信中国研发团队创新能力,那我们的决定其实非常清晰。”

  GE医疗总部位于美国。从中国布局来看,它有6大基地、7个工厂,布置在四大经济圈,其中北京有2座工厂、天津有1座工厂,长三角的上海和无锡分别有1座工厂。在内陆的四川成都,GE医疗也有1座工厂。

  西门子医疗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全球企业,它的研发和生产主要分布在德国、美国、中国以及印度四个国家。它的海外收入远超德国本土。

  在中国,西门子医疗在上海、深圳以及无锡共有四个研发及生产基地,其核心的CT、磁共振整机设备的生产主要依靠上海、深圳两个基地;印度一直是西门子医疗的全球软件设计和研发核心基地,不过当地没有生产制造能力;从医学影像产品来看,美国只有核医学以及部分超声产品。

  “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一直都是全球化的工厂。根据全球的产量,很多产品只在上海和深圳生产,上海和深圳的产品超过半数销往国外。”西门子医疗大中华区总裁王皓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。

  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以及广州,是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。跨国企业布局在这里,既考虑当地的医疗需求巨大,也可以以更低的海运成本将产品发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。但同时,这也是中国人力成本最高的几个城市。

  近年来,西门子医疗同样感受到成本的上升。王皓表示,在医疗器械领域,中国已经不是低成本的洼地。

  “中国的供应链早已不供应廉价产品。”王皓表示,企业的生产规模也会影响成本、技术迭代更新会令产品售价一时难以降低下来。中国部分地区的医疗器械总体成本已经逐渐追上德国。“人力成本也好,税收也好,都影响着产品价格。”

  “上海的人力成本在不断上升,这块会带来压力。”德尔格中国医疗事业部负责人沈立新对记者表示:“德国管理层也看到这方面的压力。”

  呼吸机是新冠疫情期间重要的救命设备,德国企业德尔格是该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。上海是德尔格医疗事业部的制造基地,该公司生产的重症监护设备、工作站、婴儿暖箱等医疗器械在中国有广泛应用。

  在国产化的初级阶段,德尔格将关键零部件分批打包运输至中国,再在中国工厂组装完成。零部件相比整机,中间多了必不可少的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,而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起伏,海运和空运价格都曾大幅激增。

  “尽管中国人力成本不如德国高,但是初期生产的时候,我们的效率是不如德国工厂的,这些都会造成生产的产品比德国生产的同一个型号还贵。”沈立新表示。

  张轶昊对第一财经记者说,跨国企业投资要考虑全产业链成本,包括人工成本、营商环境成本、创新成本、运输成本等。“中国的成本在全世界来看,我不能说全世界最便宜,但综合下来还是很有竞争力。”

  中国正在构建一个普惠的医疗体系,带量采购等措施要求器械企业以更低的价格供应产品。在新的游戏规则里,各地方政府联动形成强大的谈判能力。西门子医疗、GE医疗等公司均在其年报中提到近年的带量采购是一个重要变量。

  疫情过后,诊断需求降低,西门子医疗的诊断类产品销售承压。在2023财年,西门子医疗在华销售收入28.21亿欧元,增长仅约1.3%。

  “过去两年,中国市场的绝对量一直是很好的。虽然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,增长放缓,但放缓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萎缩或者停滞。”王皓对记者说。

  乐普医疗是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,不过该公司在2022年营收基本没有增长, 2023年上半年收入下滑了19%,同期利润跌去24%;本土骨科头部企业威高,2022年收入和利润均双位数下滑,背后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影响骨科终端手术量,骨科关节类、创伤类耗材带量采购陆续落地执行。

  “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做,成本降下来,也能更好地满足带量采购的需求、基层医疗的需求。”张轶昊说,今年GE医疗针对县域市场的1.5G磁共振、以及一款大型超声、一款掌上超声的成本“肯定会下来”。

  这种降低成本的压力,会传导到上下游整个产业链条。“未来我们要跟供应链更加紧密地合作,通过技术革新不断加强供应链的全球竞争能力。”王皓表示。

  2024年,德尔格已经有相当比例的本土部件进入供应链了。沈立新表示,“接下来就要利用国内供应链来降低成本”。

  中国本土供应商与跨国企业的磨合并不容易。核心部件的替代,需要经过多重验证,除了试验阶段,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还要进行二次验证,以保证“供应商质量,做一个跟做一千个是一样的。”

  德尔格曾同国内光电耦合模块供应商洽谈合作,本土供应商价格比其瑞士所产部件要便宜,但稳定性逊于后者,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合作。

  中国一台CT平均每天扫描患者人次在50-200人之间,但同样一款产品在欧美可能只扫描几十人。对于欧美市场,医疗机构需要一个超高端的CT做心脏,在中国,医疗机构甚至希望一个64排CT就能够做出很好的心脏成像。

  基于中国的临床需求,跨国企业需要因地制宜地创新,与中国本土医疗机构、大学、初创公司进行合作。创新不是“单打独斗”,需要一个共同进化的生态圈。而中国医疗器械的创新生态,产学研用,尚未打通。

  “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,在于打破边界的创新,大家能够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也有国家之间的创新。”张轶昊认为:在产学研用之间,“应该更多对标全世界最好的激励政策,创新人员的聪明才智应该被激励、被转化、被保护。”

  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此起彼伏。与此同时,疫情令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一度中断,人员、物资流转出现难题。尽管疫情影响渐渐消退了,但全球产业链条正在经历重构。

  不少跨国公司采取更保守的策略,比如原本在华生产、供应全球的生产模式,改变为中国生产、仅供应中国市场的方式。印度、越南等地依靠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、面向美国或欧洲更低的关税水平,吸引一大批跨国企业。

  “我们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当国际环境很有挑战的时候,当时所有外企董事会都在谈论一个问题:要不要投资中国。中国机会非常大,但挑战与机会并存,那到底怎么办?”上世纪,GE医疗选择跟航天部、卫生部在北京成立航卫工厂,现在这个工厂已经是GE医疗在全球最大的影像设备制造基地。“过去四年也遇到一样的事情,你有两个选择:你可以犹豫,也可以坚定。”

  新冠疫情过后,GE医疗在其北京工厂扩展了分子影像产线,PET-CT得以在中国生产;2023年年底,GE医疗的回旋加速器(核医学分子影像关键设备)在成都量产;2023年12月,GE医疗跟国药合资的第二个工厂在深圳动工。2024年,GE医疗刚刚把其核磁共振设备的东半球总部落户到天津,其最高端产品PET-MR产品将在天津生产。

  “过去几年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,如果没有信心,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。”张轶昊表示,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,GE医疗中国销售额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占比,从30%多提升到80%,翻了一倍以上。“如果你相信中国市场潜力、相信中国供应链韧性、相信中国研发团队创新能力,那我们的决定其实非常清晰。当别人犹豫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”

  ZimVie 是捷迈邦美分拆脊柱和牙科业务单独上市的公司。据媒体报道,由于在中国带量采购招标中失利,它此前宣布退出在华脊柱器材相关业务。今年4月份,ZimVie宣布完成对其脊柱器材业务的出售。美敦力等国际知名的骨科器械企业,也在其财报中提到带量采购令相关业务受到影响。

  “我们一直都是面向全球的工厂,并不是‘在中国,只为中国’的工厂。”王皓说,以前,西门子医疗在中国销售的产品,不少是德国生产。“未来基本上所有产品都要在中国生产,包括影像、实验室诊断产品,这是本土化的一个大方向。”

  西门子医疗的7T磁共振系统也将在中国生产,这是该公司最顶端的磁共振设备。除了更多的本土化产品,供应链的本土化同样重要,目前西门子医疗供应链本土化率超过80%。“未来更多的是精进供应链,也就是做到质量更好、更稳定、成本更低。”

  德尔格的中国本地化生产,目前还是国产化的初级阶段。尽管行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,但该公司的上海基地还在扩充人手。

  “未来,上海工厂会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工厂。”据沈立新介绍,德尔格的目标是2024年基本实现呼吸机、机、监护仪等重症治疗领域产品的全线国产化。中国最大的优势,是整个供应链比较完整。“(上海)方圆五百公里能获得的部件、材料、达成率都非常高。”

  “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的生态链是不可复制的。”张轶昊说,不过它仍有许多可改进之处,“如何把供应链韧性、成本、质量、交货周期全做到世界最好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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